1969年5月,耿飚受中央委派,前往阿尔巴尼亚担任驻阿大使。
他遵照中央的方针,积极推动和增进两国团结合作的关系,开展友好工作。
但是,等他到了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之后,却发现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!
耿飚
耿飚一贯的工作习惯是实地考察,认真研究,总结规律,然后制定符合实际、切实可行的办法和策略,所以他到阿尔巴尼亚之后,就对阿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。
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,耿飚发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,原来对阿援助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回事!
首先,阿尔巴尼亚要求我国援建他们的电视台,并要求我们实现他们每个农业社(相当于村)都有电视的标准;
而在我国国内,除了北京和上海有电视外,其他地区连黑白电视都找不到几台,我们牺牲自己,却要满足他们每个村都要有电视的要求,这让耿飚感到十分诧异。
其次,阿尔巴尼亚要求我国援助他们建造纺织厂,但等到纺织厂建成之后,才发现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棉花,也搞不到棉花,花了这么大力气才建造的纺织厂总不能闲置吧。
没办法,我国只能动用那少得可怜的外汇储备帮他们进口棉花,等到他们把棉花制成布匹和衣服后,反过来硬要卖给我们,从我们身上赚钱。
再次,我国对阿尔巴尼亚还进行军事援助,阿尔巴尼亚国土面积不大,我国对阿方提供了非常繁多的军事项目援助,还提供了巨额数量的军事武器,这远远超过了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需求,造成了极大的浪费。
最后,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造化肥厂,化肥厂年产化肥20万吨,这使阿尔巴尼亚平均每年每公顷土地达到400公斤的标准。而我国自身的化肥产量却非常有限,平均每公顷土地的化肥量连阿方的零头都不到,大多数农村还只能使用传统的农家肥。
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
随便一考察就出现这么多的问题。
令耿飚更为痛心的是,阿方对我方的援助物资浪费惊人。
他亲眼所见,阿方把我方用优质钢铁做成的电线杆随便遗弃在路边,阿方几乎所有的马路边上都堆积着大量的电线杆;
我方援助的水泥和钢筋,绝大多数被阿方拿来修筑烈士纪念碑,阿尔巴尼亚在仅2.8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修建了一万多个烈士纪念碑,这简直是拿珍贵的物资做儿戏。
对烈士进行纪念和缅怀,本身无可厚非,但是国家急需建设,却把水泥和钢筋全拿去修建烈士纪念碑,这就有点过火了。
我国援助阿方的化肥也被扔在田地旁,任凭风吹雨淋,反正不是自己的钱,即使失效了,还有中国源源不断地送过来。
我国对阿援助一直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势力封锁、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提供的,从1954年开始援助到1969年耿飚出任驻阿大使,中国总共向阿尔巴尼亚援助了90亿元人民币。
您可能觉得90亿元也不多嘛,但阿尔巴尼亚的人口总共才300万,这样算下来,平均每人得到援助就有3000元,而我国当时工人的月平均薪资才20元,而广大农民一年的收入才20元,这相当于当时我国农民150年的收入。
勒紧裤腰带,大哥帮小弟,这也就算了,但是阿方还把援助当成了理所应当,在阿方领导人看来,向中国伸手要援助已经变成了天经地义。
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霍查
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书记霍查曾毫无忌惮地对媒体说:你们中国有的,我们也要有,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,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。
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也公开表示:我们不问你(中国)要,我们能向谁要呢?
之后,中央派李先念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,李先念就问谢胡:你们拿了我们这么多东西,打算什么时候还?
谢胡的表现绝了:什么!我没听错吧!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。
意思很明白,压根就没打算还。
耿飚在了解到阿方随意浪费的情况后,心里非常不好受,这不禁让他想起了过去的穷苦日子。
1909年8月,耿飚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,在7岁的时候,就随父母逃荒到湘南。由于家庭太过贫困,经常吃不上饭,耿飚13岁时,就被迫到铅锌矿当童工,从小就受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。
1925年,耿飚加入中国共产党,受党的指派,先在醴陵参加地方武装斗争;后上了井冈山,参加了中央红军,参与了五次反“围剿”。
长征开始时,耿飚率部担任第2师前卫,攻克古陂,激战九峰山,夜渡潇水河,奔袭道州城,血战湘江边,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。
红军进入贵州境后,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,首夺天险娄山关,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,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重要条件。
强渡大渡河
遵义会议后,他又率部四渡赤水、二占遵义、南渡乌江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。
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,他又参与长征切尾巴之战直罗镇战役和渡黄东征。
可以这么说,耿飚从出生到全国解放,都是伴随着饥饿工作生活的,尤其是在参加红军时期,他的感受更加强烈,一边要率领部队屡破强敌,一边要饿着肚子咬牙坚持,眼睁睁看着无数战友因为饥饿而牺牲,他从骨子里珍惜粮食,反对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。
面对阿尔巴尼亚铺张浪费的做法,耿飚实在是痛心,但身为一国大使,他也有自己的无奈。他心潮难平,寝食不安,最终还是决定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。
其实,耿飚的想法很简单,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,一定要按照我国的实际能力量力而行,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施以援助。
如果像现在这样的做法,实际上是把我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倒进一个无底洞!这不仅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,也使对方养成了懒惰的习惯和依赖的心理。
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是乔冠华副部长,耿飚提笔给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,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都写了进去,另外还对对阿援助规模、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,希望中央对对阿援助进行调整。
乔冠华大笑(左一)
乔冠华在收到信后,立即将信转报中央。
不久,耿飚回国述职,正巧遇到李先念副总理,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:“你胆子真不小啊!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!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。”
其实李先念是在夸赞耿飚,佩服他敢说实话的勇气。
毛主席看到耿飚的信后,也对耿飚大加称赞:“耿飚敢说真话,反映真实情况,是个好大使。”
这是毛主席第二次公开称赞耿飚,第一次是1935年长征期间,耿飚率部强渡乌江,首夺天险娄山关,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,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决定性条件,毛主席曾就此事写信公开表扬耿飚。
耿飚的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,1978年,中国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。
耿飚的预判是完全正确的,1972年,尼克松访华,中美发表联合公报,公报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。这使阿尔巴尼亚怀恨在心,阿尔巴尼亚领导人,劳动党书记霍查开始公开抹黑中国。
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,一直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,虽然中国是强国,阿方是弱国,中国从来没有干涉过阿方内政。
中国基于自己的国际处境,选择中美关系正常化,这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,也并没有对阿方产生实质性的损失,但阿方不断指责和抹黑中国,就因为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,这是在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。
如果只是抹黑谴责也就算了,霍查还开始搞大清洗,把国内同中国交好的人,例如巴卢库、阿布杜勒凯莱齐、柯桥帝奥多西,全都迫害致死,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彻底破裂。
毛主席与尼克松
1978年,中国开始停止援助阿尔巴尼亚,阿方立刻就投入了西方阵营。
升米恩,斗米仇!
在对外援助的时候,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,被援助对象要懂得感恩,才值得我们援助,否则就会出现恩将仇报,反咬一口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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